《汽车“疯子”李书福》·第一章李书福的汽车前史

现在商界普遍认可的一个观点是;在商海里游泳的人分三种,一种是生意人,一种是商人,一种是企业家。生意人只要赚钱无所不为,商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则通过自己的企业对社会形态有所改变。李书福在造汽车之前,做过很多行业,可以说是一步不落地经过了生意人和商人两个阶段,对于这段他自己也很少回忆的历史,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探究,原因是要分析这个后来成为汽车业最执著的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不被承认的“野照相”生涯

李书福的创业,最早始于1982年,这一年,他高中毕业。

此时,中国正在出现第一批下海热。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为中国打开“谋富”大门的探索后,中国农民首先走上了谋求富裕之路。禁锢着他们手脚的枷锁被打开了,他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谋富探求。承包和集市贸易,这是当时几乎处于赤贫状态的中国农民最早的谋富手段。为了获得生产的自主权,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最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签下了生死契约。

这种冒险很快获得了也正在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最高决策者们的认可。承包,很快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在中国农村流行开来,加上连续数年的风调雨顺,农民开始从赤贫状态走向温饱,他们有饭吃了。

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贸易成为中国农民接下来的一个要求。因为可以支配多余的粮食,农民们希望用它来换取更好的生活。但是这些进一步改善所需的工业品,当时都被各种各样的票证支配着。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几乎每种工业品都必须凭票供应,买自行车要“自行车票”、买豆腐要“豆制品票”、买收音机要“工业券”。票证,作为一个旧时代的遗留物,并没有随着农民要求的变化而迅速消失,它还继续着它的存在。正是因为这样,大量的集市贸易出现了,农民们通过集市贸易,不但能把自己的粮食和牲畜卖出去,而且得到的远不止“钱”这一个东西,各种票证其实已经开始隐秘地交换,各种可互助的服务也开始交换了。几乎与农民一样赤贫的城市居民急切地希望用自己手里多余的票证,或者是技术上的专长来换取农民手里的农产品,所以80年代初的集市迅速繁荣起来。

与李书福一样也在这个时候创业的希望集团四兄弟,其起步就在于他们的二哥刘永行在集市上的一次探险。1981年的春节,还在四川一个师范学院念书的刘永行用仅有的两块钱为家里买了一只鹅作为肉食过年,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但鹅还没杀就跑了,他们过年就没了肉吃。苦恼的刘永行在邻居的劝说下,在集市上开了一个修理铺,几天下来赚了相当于他一年工资的三百块钱。从此刘家四兄弟生出了一个自己创业的念头,因为他们觉得钱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赚。

1982年李书福从学校毕业,这个后来成为当地最为出色的企业家的年轻人显然讳言自己高中毕业的学历。现在他在对外的所有自我介绍中,填写的都是硕士学历,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李书福的经历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不断求学的过程,但在创业之初他只是高中毕业这一点,同样是确定无疑的。这一年,他19岁。

李书福的这一段经历他自己很少说起,他更多主动向外介绍的,是他后来开照相馆、做冰箱配件的经历。很可能在李书福的内心深处,1982年开始的那一段被台州当地人称为“野照相”的经历,不能算是正式的创业经历。对于这一段经历,李书福只是简单地说当时向父亲要了120元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而知道李书福的创业经历的人则说得更为详细些,当时,李书福是向父亲要了120块钱买了一架照相机,开始在台州街头巷尾为别人拍照赚钱。

很多人都知道,李书福的家乡台州,在当时的浙江是一个十分偏远的山区。除了人多地少之外,也没有多少工业。因为当时的工厂都是由国家投资的,而台州因为与台湾的距离已经很近,在李书福创业的那个年代里,这里已经是海防前线,政府在这里没有多少投资。这决定了当时像李书福这样的年轻人没有几个能进入当时人们很羡慕的工厂去工作,哪怕他是一个学历在那个时候还算不错的高中毕业生也一样。我们无法判断的仅仅是李书福和他的家庭究竟有没有为这个年轻人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付出过努力。

而同时,也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台州这个当时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很早就有了大批经商的农民。他们用各种方式赚着数额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多少有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钱。一个李书福的同乡曾经描述过自己当时的经历,白天还是正常地干着农活,只要有一天空闲,他就会去苏州的国营工厂里批发纽扣到集市上去卖,一个月只要干上三四回这样的买卖,赚的就比两三个月的农活所得还要多。

这样的人当时在台州相当之多。因为台州处于山区,人多地少是客观事实,当农民们被解开了对土地的禁锢后,他们的勤劳使得很多年轻人无须再花太多的精力在土地上,他们父母一辈在地里的劳动完全可以提供全家生活所必需的所有粮食。大量的年轻人需要用其他方式来为家庭做贡献了。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以李书福的性格,他显然不会愿意让家庭花很大的力量让他获得一份收入并不高的稳定工作。这个一向倔犟的企业家曾这样描述他的早年生活,他的性格在他的描述中表露无遗:“小时候,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我赌过钱。比方说赢了一块钱,全放下,变四块了;全放下,变八块;全放下,变十六块;再全放下,变三十二块……有些人赢了一块钱,就收回五毛,再赢了放两毛,再赢了放一毛,他赢的钱明显比我少得多。但是我这种弄法,可能最后一次全没有了,一分也不剩。”而对于毕业以后靠自己赚钱来养活自己,李书福看起来也没有多少担心。后来他这样总结过这种内心冲动背后的支持:“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我来自台州,你知道台州在哪里吗?浙江省的台州是一个农村,我从田野中来,你知道田野吗?城市中心是没有田野的,离开城市就有田野,田野里面有泥鳅有青蛙有蛇有鱼,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你说我怕什么,失败了没有关系,回去。我种地、养鱼、养虾,对不对?承包两亩地,一亩地种菜,一亩地种水稻,怕什么呢?有吃有喝。”

这样一个刚刚高中毕业,资本只有120元钱换来的一台“海鸥”牌照相机的小小创业者在1982年的中国是不起眼的。李书福和与他同时代的创业者们都有着被人不屑的经历,和李书福同时创业的年广久在当时被人称为“傻子”,还经历了好几次牢狱之灾。而李书福的行为在当时被人称为“野照相”,尽管他手里拿的照相机是和那些国营照相馆一样的“海鸥”牌,尽管在街头巷尾为人拍照其实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方便,效果也比照相馆里呆板的背景要好得多,可是在那个年代,没有国营的牌子,四处游逛、挣着并不稳定的收入的李书福们,只能得到一个“野照相”的称呼。

但是,称呼李书福的行为为“野照相”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收入。比起他主要时间还在务农的那个同乡来,所有时间都花在照相上的李书福的收入更为可观。1982年的中国刚刚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而地处山区、生活穷困使得台州有更多的人从事经商活动,经过四年时间,反而使这里更有了市场发育的条件。这使李书福的照相生意有了更多的主顾,一年下来,他的收入在当时多少有些惊人,他赚到了毕业以后的第一笔钱—2 000元。

如果不是性格使然,也许李书福还会继续他的“野照相”生涯。1982年的2 000元,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明白,当时一个技术人员的月工资不过50多元,并且根本没有现在的奖金和分红之类的概念,工资就是全部收入。这也就是说,李书福当时的收入已经可以抵得上四五个“白领”的收入了。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应该知足了。

不知道为什么,李书福在言谈之中总是在回避这一段历史。其实对于民营创业者来说,早期的艰难和创业过程中的失败,不仅非常常见,更是大成功的保证。李书福拍照,对于他来说似乎不是一个体面的开始,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起点。这一段经历也许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但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的来源。柳传志坦承联想卖过走私货,史玉柱说因为还不起巨人大厦卖楼花的钱,他曾经躲过很长时间的债。这些失败的案例,对于他们的形象不但没有打击,反而让人觉得更加诚实可信。相比之下,李书福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避,就多少有点孩子气了。

大时代下的小创业者

正如我们所知,李书福是一个赢了还要赢的人。有几千元钱在手里以后,他既没有想过收手不干,也不想维持现状,现在,他想的是和国营照相馆平起平坐,自己来开一个照相馆。

1982年的中国还没有“资本”的概念,大量与李书福同时下海的创业者们都是从自己的原始积累中拿出资金创建自己的事业的。可是相对于李书福要开一个照相馆的冲动来说,几千块钱还是少了些。因为摄影技术和观念的限制,当时要开一个照相馆,冲印、反光等一系列设备是必需的,渴望拥有一个照相馆的李书福为此到过上海一个叫“冠龙”的摄影器材商店。但显然,他的钱还不足以买到足够开一个照相馆的所有设备。这一趟去上海,实际上他只买了一些灯泡回来。

不服输的李书福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开照相馆的愿望。“那个反光罩我不买,因为它太贵了,我记得那时候一千多块钱一个。我去我们那个地方找了个敲铁皮的,让他给我敲那个东西,很便宜的,两块钱就敲出来了。这个东西很简单嘛,再装个灯,用管子装起来不就是灯光了吗?照相机,我们以前的照相机是我自己生产的,我去买一个镜头,然后买个皮老虎,后面买一个装胶片的东西,齿轮自己做。很简单的,几百块钱做一个照相机。”他这样描述他的照相馆,并且认为他照相的效果还不错,“质量没什么不一样,我认为是一样的。你说它的根本原理我没有破坏掉,只不过这个照相机比较难看一点而已,对不对?然后用一个布把它罩起来嘛,用一个黑布把它罩起来其实也看不出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照出来东西是不错的。”

后来,就是从这个照相馆里,李书福找到了他真正的第一桶金。照相虽然赚钱,但离成就后来李书福做冰箱的资金还差很多。在他的照相馆里,李书福发现了一个说起来极其简单的赚钱方式,因为此时他已经不再像“野照相”时代那样需要骑着个自行车到处去招揽生意了。平心静气之下,他很快发现,冲印照片的显影液里有银的成分,可以通过加氯化钠的方式提炼出来,而且纯度相当高。

这才是李书福的第一桶金。而其中的原理,简单得让人吃惊。任何一个高中生都知道,氯化钠其实就是食盐的化学名称,而用氯化钠可以把银离子以氯化银的形态分离出来的方程式,在任何一本高中化学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再细找一下,从氯化银里提炼金属状态的银的方法也不是很难。在1983年的台州,这些简单的方法被一个名叫李书福的年轻人找到并成了他创业的起点。由于这个办法比照相赚钱更快,而且自己的这项技术独一无二,李书福打算干脆关了照相馆,专门做这个买卖。为这个项目,李书福投资了不少钱,虽然这些钱大部分来自生意不错的照相馆,但李书福还是义无反顾地把照相馆关了。一天下午,李书福去当铺把相机也当了。那相机九成新,老板出50元。他真想给那老板一耳光,但一咬牙,还是接过了那50元纸币。

如果说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案例,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夸张。可同样是盐的故事,在另一个浙江民营企业家身上也发生过。就在稍晚一些的浙江萧山,传化集团的创始人徐传化在做他的液体皂生意。他请过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后者经常在液体皂加工的最后一道程序时让徐家父子走开,单独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未凝结的液体皂中,完成徐家父子在几口大缸里的液体皂生产过程。在那个人赚了徐家几年的技术服务费后,徐传化最后用了2 000块钱买到了那种白色粉末的成分—盐。这个2 000块钱买勺盐的故事到现在还在传化集团里流传,这个家族企业一直把这件事情当做传化集团的发展要科技先行的催化剂挂在嘴上。

仅仅是发现从显影液里能提炼银,不足以使李书福完成他的资本积累,重要的是李书福很快把炼银这个新业务扩大到全台州的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照相馆他都跑过了,后来有人回忆说“李书福把全台州的显影液都收购走了”,其目的就是为了炼银。不仅如此,在找到了从显影液里炼银的销路以后,台州和温州的废旧电器也进入了他的视野。“我们那个地方有卖旧的设备电器什么的,他们只知道做生意,拿来卖掉就算了,其实那里面有一些好东西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发挥,怎么去利用。我有一点点小聪明,比方说,电器里面有黄金有白银,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拿,怎么去把它们弄出来。有些是电镀镀上去的,有些是镶嵌在各个地方的,我把它们弄出来,再卖掉电机,黄金白银也可以卖钱。”他说。

这是一个迟来的坦白。到现在,李书福才可以不加隐瞒地说清楚自己在当时是怎样获得第一桶金的。放在今天,李书福的生意可以说是废物利用,是很早就开始的环保产业,因为旧的家用电器已经成为全球的一大公害,对这些废物的拆解和利用已经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产业。但是读者必须知道,由于解放初期上海的一些投机分子在黄金白银市场里兴风作浪,政府为稳定市场,曾下令禁止民间对黄金白银的交易。这一禁就禁了半个世纪,一直到1999年11月25日,白银市场才重新开放,而黄金市场的开放则更晚些。因此李书福的生意其实一直游走在政策的边缘,虽然民间一直有地下的黄金白银交易,但都是冒着风险做的,政府随时有可能对交易者进行打击。

但从这种交易里,我们可以看到李书福的商业嗅觉。20世纪80年代,家用电器进入百姓家庭也刚刚不久,旧的家用电器出现得更少。能想到用旧家用电器来回收金银,这无疑得益于他在照相馆里的那一段经历和他对市场的敏感。

不过,这无疑是一种机会钱,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意识到这里有获得暴利的机会。“当然后来人家也懂了,我一弄人家也学了,学就学吧,我就不搞了。以前我胆量也比较小,觉得这交易黄金白银也是犯法的,我不太懂嘛,就让人家去搞。”李书福这样说。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李书福所生长的台州了。从商业角度来看,浙江的南部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块民间特区。因为没有国家投资的工业,同时这个地区一直是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是这个地区地理上的根本特点。这种环境迫使大量农民必须离土经商,就算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量温州、台州、义乌、东阳的农民就已经半农半商了,在农余时间以“鸡毛换糖”、“投机倒把”的形式偷偷地从事着地下的商业活动。在李书福创业之前,另外两位温州著名的企业家南存辉和胡成中已经在他们的家乡柳市,看到了大量前店后厂的低压电器加工作坊。而在台州,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号称有“十万豆腐军”。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大斌估计,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少有几十万台州人在外从事着经商活动。在《推动力》一书中,陈大斌精确地描述过台州的情况: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间,国家、地方在台州的建设投资只有5亿元,稍有点规模的工业只有台州发电厂一处,其他还有几家作坊式的小厂,集体的乡镇企业还没来得及起步。生产总值只有10.13亿元,农业产值占近60%。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温台地区的商业和企业活动,在形态上也一直保持着领先性。这种领先性同时意味着他们一直游走在政策边缘,即所谓的灰色地带。在禁止投机倒把的年代,温台地区出现过大量的市场;没有许可,这里就出现了大量生产低压电器等与国企竞争的企业;而由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这里的金融也格外发达,一直到现在,地下金融的主要形式—抬会还在活动,而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个案,这里还存在两家民营性质的银行。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李书福们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李书福的经历也算是特殊的。我们已经看到,从1982年到1984年,他从一个骑自行车的“野照相”迅速成长为已经掘到第一桶金的有钱人,虽然在台州对他第一桶金的数额传言不一,有人说是数万元,有人则认为有更多,而李书福对此不发一言的态度—当然,这也是大多数企业家对他们第一桶金的态度,使我们无法考证传言的正确与否。不过从之后他进入电冰箱行业的动作来看,这个出身于乡间的创业者确实已经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李书福身上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白手起家,下海的初始目的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初期有过与当时不合理的政策周旋和冲撞的经历。而李书福和一批早期创业的老资格企业家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则多半是因为他们为人善良而知止、有不断做大的冲动又保持着相对的冷静。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活化石。

而从这段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的是,李书福是一个台州人,他早期的商业活动几乎与台州商业活动同步。但是他性格中的执著和说干就干的行事态度,在初期的商业活动中已经有所表现。两年之内,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打下了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这在生意人高度集中的台州也是不多见的。那么当时间已经到了1984年这个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创业高潮期的年头上,已经在这个大时代里展现他的商业才能的李书福,在这一年里又将上演什么节目呢?这个大时代里的年轻创业者,这一年会做些什么?

冰箱配件传奇

1984年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元年。

从1978年算起,到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六年。六年中,中国一步一步地具备了企业存在的各种要素。大量国营工厂已经开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的主体;有了合同的概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人民银行这个母体里一家一家地脱离出来;中国开始有商标了;不管是不是地下交易,很多企业所必需的物资可以明里暗里地买卖了……

中国大陆以外的企业家们最先感受到了中国的这种变化。来自中国香港和东亚国家的外资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做试探性的投资,领头的就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而国有企业内部也在发生变化,北京的天桥百货公司进行了股份化改造;张瑞敏在这一年当上了青岛冰箱厂的厂长;科技人员出现了办企业的苗头;柳传志也下海了,这一年他当上了联想集团前身—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年广久这一年雇了103个人炒他的“傻子瓜子”,后来这成为他第二次入狱的罪状;而李书福的近邻南存辉和胡成中也在这一年办起了他们的求精开关厂。

1984年,国有企业开始加工资了,这一次的加工资力度很大,长期停留于三五十元的工资一下子加了十几元,而农民的收入也在上升。很自然地,刚刚进入人们视野的家用电器成为畅销产品,先是电视,接着是冰箱、洗衣机。这个现象被称为新三件(电视、冰箱、洗衣机)代替了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李书福的商业嗅觉灵敏不是说着玩的。就在这一年,他进入了冰箱领域。吉利集团内的一种说法是,他之所以进入冰箱领域,是因为那天他的皮鞋破了,下雨的时候漏水,他想找个家庭鞋厂订做一双又便宜又结实的。他找到一家鞋厂,4个工人却在做异型铁片,说是在给冰箱做一种元件。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李书福发现这小小的元件来钱很快,而且供不应求。他心想自己也要开个这样的厂,心里一高兴,连鞋子也忘记订做了。

很快,李书福就在自己家里开起了工厂,工人和厂长就一人:李书福自己。开起了自己的工厂后,李书福整天坐在厂里的小木凳上琢磨,在各种工具上夹、锤、钻、铣、磨,然后提着个大帆布包去台州的冰箱厂。冰箱厂离他家不远,坐公交车,一个上午可往返两趟,生意很不错。

到此时,李书福还是一个单干户。他做冰箱配件生意的这一段经历,似乎颇为传奇。当时家电在国内非常热销,李书福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和之前的生意积累下来的资本,开始了为国内冰箱厂配套生产配件的生意。很快李家的四兄弟就一起加入进来,成立了台州石曲冰箱配件厂,他的大哥李书芳任厂长,他自己管销售。当时在乡工办任主任职务的张桂明曾经描述过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李氏四兄弟对私人办企业还有顾虑,因此为自己的工厂戴了一顶乡镇企业的红帽子,是张桂明亲手为他们办的执照。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台州式的小工厂。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是自己人,除了李氏四兄弟外,还有他们的姐夫王施梅、大哥李书芳的小舅子陈有发、李顺清等人。当时这个工厂的主要销售客户是杭州的几大冰箱厂,因为冰箱热销,李家的这个配件厂的营业额也很快上了台阶。张桂明记忆中的数据是当年的销售额达到了900万元。主要的产品是冰箱的关键配件:上蒸发器。由于这个配件处于核心地位,李氏工厂的发展很快,到1986年转而生产冰箱时,产值已经达到了四五千万,在当地很有名气。

当时的台州,由最早的个体户转变而成的小工厂已经不在少数。而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甚至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都专程到台州考察。因为李氏兄弟所在的黄岩县县长在与胡耀邦见面的座谈会上说起担心政府政策变化,引起了总书记的注意,浙江省政府决定派一名新的县委书记到黄岩。

李书福应该记得1985年下半年那个叫做孙万鹏的县委书记几天之内三次来到李氏兄弟的石曲冰箱配件厂调查的情形。这三次考察,不仅决定了李家工厂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最早出现中国民间股份制企业的台州很多工厂的命运。陪同孙万鹏一起到李家工厂的当地干部、县长王德虎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情况。后来这些珍贵的原始记录都被写入了他当时的个人自传《拓荒》中:

他们去了李书福、李书芳等八户农民合股办的电冰箱配件厂。这个厂在当时算是规模大的,有近百名职工。股东们都认得县长王德虎,他们倒并不担心了,因为王德虎来过几次都没有说过不该合股办厂的话,还鼓励他们要好好干。对县委孙书记的到来,他们倒真的有些暗暗担心,他们毕竟对新来的书记还不够了解。合股制在邻县已受到批判,他们胆颤心惊地接待着县委书记一行。

孙万鹏和蔼地与股东们交谈着。股东们毕竟也是在外面闯荡过的,见过世面,看到他那种儒雅的风度,平易近人的谈吐,以及王德虎那张笑脸,他们感到轻松多了,只是说话还有些小心翼翼。

他们简单地介绍了电冰箱配件厂的生产情况,尽管邻县在批判股东合作办厂,但他们的厂还是在发展。这不仅说明这是市场的需要,也说明工厂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农村多余劳动力不必再向外流动,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孙万鹏从这里已感到合股企业的活力。

“你们喜欢这种既像股份制又像合作制的经济形式的原因是什么?”孙万鹏温和地望望股东们。

股东们多少看出了孙书记那种微笑中的善意。但这个问题太敏感,他们还是采取了能进能退的保守态度,说:“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我们琢磨琢磨后,下次告诉你好吗?”

股东们按照习惯,热情地要留书记一行人吃饭,何况已经快一点钟了。孙万鹏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一行又踏着泥泞的路回到了乡政府,好在雨已歇了,他们在食堂简单吃了些便菜便饭,就回县城了。

这是第一次调查。很显然,县委书记孙万鹏和李家兄弟还有很大的心理距离,双方都没有说心里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这种距离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几天的沉默以后,孙万鹏又去了第二次。

第二次调查显然要好得多。

股东们坦率地回答了孙书记提的问题,也主动讲了没提及的情况。股东们原本都是搞个体经商的,走南闯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磨炼出敢闯敢干的魄力,懂得市场的行情和市场信息的价值。他们善于经营,又懂技术,所以他们敢于办厂,能使工厂一天比一天兴旺。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资金。他们不愿将这些资金放在箱子里,知道资金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变活,才能给他们赚钱,不致坐吃山空。于是他们就商量着合股办厂。资金有多有少,他们就商量着,按资金投入的多少确定股数,平时按劳取酬拿工资,年终分红,就按股份计算,股多的多分,股少的少分;万一亏损,那也按股份计算应负的亏损数。为此谁都怕亏损损失了自己投入的资金,谁都一心一意地关心着工厂的生产经营。他们认为,人多力量大,就能办好一个人不能办的事。定股能把有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但资金少的人也吸入进来,同舟共济,把企业办好,与个体户比有很大的优势。他们认为这与乡村集体企业比,也有较大的优势,因为股东直接承担着风险,所以干得比集体企业的人更认真。

这显然是李书福们最早采用股份制来运作他们这个冰箱配件厂的根本原因,而李氏兄弟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碰到了一位思想开放的县委书记。对这家已有雇工上百人的工厂,黄岩县委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并暗中保护他们的发展。于是,到了1985年的秋天,有了孙万鹏的第三次调查:

孙万鹏与王德虎昨天第三次去了石曲乡。真是形势喜人,股份合作制在县委、县政府的扶持下,股东们已免去了后顾之忧,放开手脚大胆干。电冰箱配件厂产值利润猛增,创办该厂、也是控股最多的两位股东李书福和李书芳很有把握地说,今年产值保证达到500多万元,利润可以达到60多万元。确实,从目前已达到的数字看,这俩兄弟说的还是保守的,倒不是怕什么,而是求稳。由于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的热情关怀,又看到冰箱配件厂的发展,乡里别的农民也先后大胆商量着办起了股份合作制企业,到他们去时已发展到了38家,合股额达到了195多万元,真如雨后春笋。安排了990多人进厂工作,发放工资50多万元,为解决全乡的富余劳动力出路出了大力,还为国家提供了税金40多万元,上交集体积累社会公益事业费和技术开发基金20万元。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而孙万鹏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利益直接、决策民主、经营自主、有利于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等优点,兼有“船大抗风浪”和“船小好掉头”的长处。从理论上讲,合作制是劳动者的联合,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股份制是资本的联合,但这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专利”。把合作制和股份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孙万鹏断定说:“这是先富起来的农民走向商品生产更高层次的表现,它必将成为乡镇企业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事实上,李家兄弟对县级领导所报的产值数字当然是保守的。到1989年李书福的北极花冰箱厂因政策限制下马时,李书福说他已经可以带着数千万元到海南炒房地产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李家兄弟在当时的盈利情况。

孙万鹏得到的信息也不完全,石曲冰箱配件厂确实是一个股份制工厂,但与当时所有的家族企业一样,股份的比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实际上为后来李氏兄弟的矛盾埋下了导火索。

不过对于李书福来说,石曲冰箱配件厂是他创业经历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在这个时期,他的创业得到了大的发展,资金的原始积累彻底完成。同时他应该感谢命运,在最关键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县委书记在背后支持了他。没有这种支持,李氏工厂的结局很可能会像前面提到的邻县一样,因为是出头鸟而受到批判。就在石曲冰箱配件厂大发展的时期,温州出现了“八大王事件”。同样由个体户发展成小工厂的八个经营者被抓的被抓、逃跑的逃跑。他们的命运与李书福比起来,就要坎坷得多。

被迫中断的冰箱路

1986年,赚到了钱的李书福开始了他另外一个梦想:做冰箱。如果说李书福性格中有“发疯”的倾向的话,从这里开始起,他首先在家族内部开始“发疯”了。

张桂明是这样回忆的:“书福当时已经不满足现状。1986年,书福建议生产冰箱,但几位股东不同意。书福就与二哥胥兵一起,另外组织了一批人生产下蒸发器,同时研制冰箱,不到一年就取得成功,创办了黄岩市制冷配件厂,1987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冰箱,叫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当时的冰箱十分畅销,四兄弟又于1988年下半年合了伙。到1989年5月,冰箱销售额已达4 000多万元,并与青岛红星厂合作,为红星厂生产冰箱、冰柜。”

这段简单的回忆当然不能说明白李书福当时的动机。1986年,“新三件”的热点开始升级,电视开始从黑白升级到彩色。1984年中国引进的很多彩电生产线此时开始进入盈利高峰期,同时在冰箱领域,单门冰箱已经开始换代,双门冰箱成为消费的主流。李书福和李胥兵研制的下蒸发器就是为双门冰箱做准备的。实际上,在从冰箱的普通配件转向生产上蒸发器的1986年,李书福到上海请教专家,专家三下五除二就给攻克了技术难关。回到台州,李书福便找了个化工厂的同学,帮他试造冰箱蒸发器。没想到,这一试蒸发器就搞成了。李书福把自己造出来的蒸发器提去卖给台州冰箱厂时,把厂里的人吓了一跳,以为这家伙是个机械兼化工天才。很快,李氏工厂靠自己研发、生产出的电冰箱蒸发器就赚得盆满钵满,逐渐成为浙江省首屈一指的制冷元件供应商,连上海、山东几家冰箱大厂都请他做配件。同年,尽管兄弟们都不同意,但李书福却执意要造冰箱,便组建了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生产北极花电冰箱。掌握了上下蒸发器的技术后,天性要赢到底的李书福当然想成为冰箱行业的一个涵盖全过程的厂家。

如果我们看一下李书福造冰箱的背景,就可以知道这个看起来有点楞头青的家伙当时造冰箱是多么不自量力。台州当时的交通是极为不便的,通向外界的只有一条盘旋在浙南山区无数山岭之间的公路,而此时的台州人大部分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凭着这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李书福居然想与大量位居城市、集聚了很多人才,而且又有政府支持的国企在市场上拼个高低,这在很多人看来,就像一个三岁的小孩要去和成人打架一样。那个小孩不是疯子才怪呢?

在李书福注册了商标,开始组织生产之后,“我们的电冰箱生产非常成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这样对一个记者回忆道。随着北极花冰箱在市场上逐渐有了出色表现,李书福和他的兄弟们对自己的工厂和国营工厂的优劣也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通过冰箱配件生意,他们知道他们的优势在于认真、效率高,再加上有了核心技术,赢得竞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是心高气傲的李书福没有想到的是,政策的红灯正在等着他。仅仅在三年之后,正处于发展巅峰的北极花冰箱厂因为未列入轻工业部定点厂目录而受到禁止,李书福最终放弃了这家工厂,四兄弟也散了伙。

多年之后,李书福还在不断为当年的放弃而后悔,因为很多当年也没有列入定点目录的工厂,后来都成为中国家电业的巨头。而他因为不了解国家政策的可变性,轻易地放弃了这个机会。事实上,1989年的冰箱业正在热头上。由于国内的消费市场骤旺,与李书福同期起步的一大批国有工厂都进入了它们的黄金时期。当时广东的万宝冰箱由于进入较早,此时已经达到了年产冰箱百万台的水平,进入了国际十强。而海尔冰箱则拿到了最后一批定点厂家的批文,最后成为家电业的巨头。如果李书福顺利进入这一行业,应该说做大的可能性不小。“我那时候是真傻,把工厂、库存、土地连同厂里的存折都上交了政府。”

错失这个机会的原因何在?关键是李书福当时还不知道变通,还不懂企业如何与政府处理关系,没有政治嗅觉。与北极花同样投入冰箱生产的广东科龙,在1989年的那次“定点”中也没有拿到批文。但是科龙找到了当时的广东省机械厅,以挂靠的形式间接地取得了生产的机会,坚持了下来。

从1985年开始起,由于看好家电市场,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支持上马了一大批家电企业。就冰箱而言,几乎每个省都有一批国有冰箱厂。从北京的“雪花”、天津的“可耐”,到江苏的“香雪海”、安徽的“扬子”、“美菱”、浙江的“友谊”、“西泠”、“华日”、广东的“科龙”、“万宝”……小的品牌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突发的需求带来了政府决策的失误,大批冰箱厂上马后把价格抬得很高,因为消费无法跟上,造成大量的积压。而当时的中央政府进行的调控完全是行政命令式的,从1986年开始,当时的轻工业部已经开始为大型的国有企业“保驾护航”,对家电行业进行以“定点生产”为核心的下马工程。其核心就是削减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投资之外的生产厂家,通过压缩产量来保持价格不下跌。像李书福的北极花这样的工厂,当然是很难进入定点目录的。1988年的《经济日报》上还出现过杭州数家冰箱厂为争取“定点”引发的讨论,李书福当时的配件买家—杭州友谊冰箱厂厂长就为自己没有得到定点厂资格而大声叫屈。

变通的办法不是没有。其实李书福完全可以像科龙一样找一家机关挂靠以获得保护,或者挂上当时很流行的“横向联合”的牌子。到1989年,李书福已经开始为青岛红星电器厂做贴牌生产,其实只要再向前走一步,暂时挂上一个青岛红星厂台州分厂的牌子,他的工厂可能就保留下来了。青岛红星电器厂是一个老资格的国营工厂,他们是有定点生产厂资格的。但这些都不是李书福当时所能想到的事。那么多变通的方法他一个也没有想到,而是选择了把这个厂关掉,和四兄弟散伙,自己一个人去了深圳上他一直没上过的大学。

从对北极花电冰箱厂的处理手段,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拗的李书福。对于中国企业界来说,也许北极花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很可能会多一个家电业厂家,那样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汽车“狂人”李书福了。而从另一个方面说,这次在政策红灯前的回头,使李书福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变成了一个商人,他在北极花冰箱厂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行为受到了打击。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试图去赚房地产投机的钱了,那一次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李书福只说起过他去海南炒过房产亏损了几千万。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企业家面前都不是一笔小钱。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是当时中国的一件大事,也许未来的中国汽车行业应该感谢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及时破灭为这个行业保留了一位高度戏剧性的参与者,因为从海南回来以后,李书福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自己:“我只能做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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